益阳隶属湖南省，为湖南省地级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湘北洞庭湖区域，地处湖南省境内，自古是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

　　从图片中看到街道的远处为东向，地点大约在二堡的“世庆街”，即现在的石码头社区地段，图左为老岸边，图右为河岸边。地处“石码头”，是当年益阳通往各地的交通枢纽，各盛名商号、银行聚集之地。

　　据清代不同时期《益阳县志》的史料记载：除小南门，每个城门都有自己的名称，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初期，称东门为“银城”、南门为“迎恩”、西门为“金城”、北门为“拱极”。

　　在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修缮和加固这座老城池时，又将东门易名“永安”，西门易名为“常泰”，南北门未与易名。并将每座城门上加筑了堞楼，每个堞楼都还有个称谓；永泰门（东门）堞楼为“酹湖”（酹、音：lèi，意为；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迎恩门（南门）的堞楼为“见岳”，常泰门（西门）的堞楼为“倚江”，拱极门（北门）的堞楼为“汉寿”。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对老城池又进行了加固，同时又将南门易名为“资江”，将西门易名为“兴贤”，东北二门的名称没有变更，其间在各堞楼中增设了盾牌、刀枪剑戟的兵器库，并且在西门至南门的沿江边用块石修砌了一道一百三十二丈长（约米）的护城堤岸，这主要是防止资江河在汛期时洪水对古城墙护坡的冲刷。

　　清嘉庆五年((公元一八○○年)经民间商贾绅士的集资在护城堤岸上加设了栏杆，用以保护过往行人的安全。

　　清咸丰九年(公元年)老城区内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有的城门上的堞楼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焚毁，这个时候官衙对每个城门及堞楼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在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年)一个叫：“吴兆熊”的知县，别出心裁的在全县境内将每担（每一百市斤）谷物中抽取一文钱，用以大规模的对老城区整个城墙进行了一次翻新修缮。直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残留的东南老城墙体砖上印有“光绪二年吴兆熊”等字样。

　　到了民国五、六年间(公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益阳县政府的“营产清理处”，好生奇怪地欲将古老的整个城垣作为一种“公产”进行拍卖，也许是新的政权建立不久没有钱用吧？！但这一政府的“举动”不光是遭到县城内全体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全县境内广大商贾、绅士、民众的抵制和反对，此一滑稽的“举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纵观老城区的变迁，王秉丞的“善举”我们无法揣测，但他对沿整个古城墙的周边修缮了一条约两米多宽的环城马路，路面虽不太宽绰，对居住在城池内的人们起居生活、休闲散步，商贾们贸易货运、对工商贸易都多少带来了一些方便。同时，也算对这古老的城区增添了一道风景吧。

　　翌年（即公元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这年正值益阳县行政机构管辖区域的变更，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年）所划分的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麒麟甲在现在的东门口）麟兴镇，将这两镇合并为“龙麟镇”（新成立的“龙麟镇”行政驻地原址是在原益阳市服装一厂的位置）。新任的镇长叫——张士群，他是个益阳人，家底殷实，据回忆当年（现资阳区）鹅洋池的三口池塘都是张氏的家产。也许王秉丞在去年对老城区的环城路建设中尝到了一点甜头，就借此行政区域划分的机会，与新上任的张镇长一道制定了对整个县城街道的扩张。或许是整个城区的面貌制约了益阳经济的发展，借此乘抗日的狼烟还没有完全波及到益阳这块稍微稳定的县城。可以想象扩建旧城区的街道这个工程在当时是有很大的难度，一是资金上的问题，抗日期间国民政府的财力都倾注在抗击日寇的用途上，黄县长不可能向上级政府申请到扩建街道的资金；二是当时街道两旁的门面商铺全部都是私人老板，要扩建街道无疑要触动这些个私人老板的财产利益。要解决这些实际困难，作为一个不是原乡人的黄县长自然要利用原著有名望的商贾、绅士来进行这场城区街道扩展的建设。

　　蔡润卿——益阳沧水铺鱼形山人（如今上了七十岁有点文化的老益阳人提起“蔡润卿”，基本上都能说出一二），读过两年私塾，家底平平。早年丧父，由于天资聪颖，大约公元一九二八年在三益街下首的河岸边（即“文革”前的“益阳市妇女儿童商店”或七八十年代的“英姿绸缎商店”的原址）开了一家“敦仁大纸铺”经营纸业、油纸伞等业务，由此发家。在三十年代与当时有名望的赵桂林、肖锡三等人合股组建了当时益阳声名卓著的“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专跑东线至长沙、湘潭，北线西湖（沅江、南县），西线桃江的客、货运输，蔡润卿任董事长。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了当时益阳的巨富之一,人缘关系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王秉丞眼中的蔡润卿担纲扩建城区街道这一个重任是恰当不过。同时在民国时期益阳县商会中也选派了向云龙、龙仲衡等名商士贾当任“街道扩建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益阳县惟一的一份报纸叫《益阳民报》（民国十九年创刊），也是国民党益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在城区街道的扩建中，发动了一场以大力发展益阳城区的经济建设、支持前方抗日将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空前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县商会，以及各行业帮会也都行动起来了。

　　整个建设的规模是在旧街道的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米，所有的门店牌楼基本上按照民国县政府所制定的统一规格，进行了拆除和重建，临街的所有门店一律用深灰色油漆颜料进行粉饰，市容为之一新，然而这笔费用就得由店铺商家自理。另外，街道扩建每一丈所需费用为稻谷十二担，如果按全程十里（km）约为丈，计算为稻谷一万八千担。在当时这么一笔庞大的开支基本上是由民间募集，由“街道扩建委员会”蔡润卿等人负责收取。

　　据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夕民间资料统计，当时在城区内亟对河的李家洲、铁铺岭、三里桥等处约有近户的商业户。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富卓商户的老板们中对这些收取的费用自然是九牛一毛。

　　像在三堡的“长明电灯公司”、田公馆和刘公馆的田、刘老板，将军庙码头下首的“同福百货商号”的甘蕊生老板，“聚丰园面馆”的汤五爷老板，灯笼泡巷子上首的“陈寳元绸缎铺”陈老板，魏公庙上首的“余庆福南货店”的“福昌药号”的陈鸣九老板，新码头下首“九馨阁酒馆”的朱发光老板，魏公庙下首“熊同济药号”的熊老板，“美孚正太煤油公司”的陈政权，向家码头上首“迎宾面馆”的高玉和老板。

　　石码头地段的“仙鹤楼酒馆”的奚保生老板，“天昌南货商号”和“裕记钱庄”的丁镜堂老板，“吉昌钱庄”的曾海楼经理，石码头河边上“益阳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润卿、赵桂林等老板，石码头对面的“同亿楼金号”经理杨松荣，石码头下首“曙光照相馆”的胡学采老板，“曾永顺笔墨店”的曾镛丰老板，三益街上首“有成利”的彭会皆老板，“有成斋”的丁建仁老板，二堡“中美大药房”的张永年老板。

　　三益街下首的“介昌绸缎铺”的杨老板，“新都会酒馆”的潘子斌老板，“长沙公寓客栈”的汤桂和老板，“谢新泰钱庄”的谢老板，“孙云记纸行”的孙老板，大码头巷子下首（河岸边）“和丰米厂”王怀清老板，三益街后街“养性花园”的莫福生老板，鹅洋池（即现在的资阳区总工会原址）“秾积花园”的李龙海老板，白马庙河边上的“涤华楼酒馆”符老板，白马庙河岸边下首的“有成协”南货店的，“达人袜厂”董事长高伯融，“戴同友客栈”的戴老板，“张荣记客栈”的张老板，“樟树国药店”的熊永生老板，公码头巷子对面的“余益盐纱号”的盛荣森老板，临兴馆上首“怡怡场南货铺”的周云樵，临兴馆河边上的“益丰面粉厂”朱建仁老板，老岸边的“王裕和药店”黄老板，江神会馆巷子下首（现利晶宾馆正对面）“益阳小郁铺”（竹艺）曾明昌老板，七公庙下首“盛光保米粉馆”（加上盛佑林为两兄弟）的盛老板，药皇宫上首的“徐长盛木屐铺”的徐老板，药皇宫下首的“雷鸿盛小木铺”的雷老板。

　　紫霞巷（即现在的人民路）上首河岸边“颜昌记纸艺铺”的颜老板，老岸边“鸿茂衡玻璃店”的刘振汉老板，紫霞巷下首老岸边“珍记福袜厂”（兼百货店）的张矩正老板，珍记福下约八个门面的“潘家大屋”的潘贵和老板，东洋楼巷子（即现在汽车路办事处巷子）对面“隆盛园酒馆”（即在今大庆剧院位置）陈四喜老板，万寿宫河边上“黄洲河锯木场”（民国时期的益阳人对锯木加工称为：架子场）的崔岳亭、郭星田老板，贺家桥上首老岸边“高源茂皮蛋铺”的高枚章老板，西门口“”

　　西门口地段“夏鸿泰纸伞号”的夏老板，“张岳保客栈”的张老板，“桂华客栈”的周桂华老板。（关于以上城区内工商界代表人物，将在工商名贾章节中有详述）南门口河岸边下首第一家“同泰顺南货铺”的彭老板，南门口“老石祥兴纸伞号”的石老板，“蔡义大纸伞号”的蔡老板，“曹裕记酒馆”的曹老板，东门口“利人洪南货商号”的徐文佑老板，“郭泰顺绸缎铺”及“资阳工厂”（织布业、原址在东门外即现在的人民织布厂）的郭德钦老板，“李生泰酒面馆”的李老板，同时还囊括资江南岸大渡口“新泰客栈兼面馆”的老板（姓名有待考证）,铁铺岭“阜南锅厂”的老板，“太和锅厂”的蔡芷泉老板。

　　三里桥“周正泰伞号”的周老板，“鸿顺裕油行”的曾天喜老板，“洪兴裕油行”的傅启祥老板，“同德顺油商”、“同福祥油商”的两位老板（姓名有待考证）等。

　　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板们是通情达理，主动地将自己的商铺向后拆除，及向民国政府捐款、捐物。比如；以铁业加工的邵阳帮会，以帆船运输为主体的新、安二化帮会，以小木（泛指家具制作）大木（泛指房屋建筑）加工业的江西帮会，以丝绸经商业为主的苏州帮会，以锯木加工商行的益阳本地帮会（俗称本帮）等等其它的帮会都组织了本行业的龙头业主捐钱、捐物、捐劳力，积极支持这场城区街道的扩建。

　　据考证，整条街道的麻石铺垫的全长是从东门口起，到现在的大水坪（即新石堤）截止，就是原有“十里麻石街”。

　　一说是：麻石街东门口到“人和码头巷子”（即现在的将军庙老岸边上首的第一个巷子）为止。笔者在文革前曾亲眼看到；从人和码头巷子至新石堤这一段“聚庆街”，沿河边上还整齐的建有吊脚楼，而四九年后经过三次新建的防洪大堤确将这些个吊脚楼又隔离在外，另根据现有亲历者的回忆录说：麻石街到水府庙（即现在的将军庙）止。可以推断“十里麻石街”应从东门口至人和码头巷子截止，这一说法比较有据。

　　顺便提一下：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民国时期整个益阳城区资江北岸没有修筑防洪大堤，大水坪这个地段一旦到了汛期最容易遭受洪水的冲击，成为泽国“大水坪”，大约在公元一九五○年的冬季到翌年春上止，沿江北岸全部修筑了防洪大堤（这次筑堤基本上奠定了现有防洪大堤的基础），唯独只有“大水坪小学（现在叫益阳市实验小学）”沿江岸堤段的防洪大堤两面护坡用麻石铺切成坚固的防洪大堤（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来就叫着“新石堤”。

　　扩建街道所铺垫的麻石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桃江的麻石、二是长沙的丁字湾。丁字湾的麻石是很有名的，可惜的是由于公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日本鬼子久攻不克长沙，只能对长沙的周边进行骚扰，而从丁字湾运输麻石无疑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阻止，这样断断续续从丁字湾运输了一些，铺垫街道的麻石主要还是多用于桃江的麻石。

　　上世纪50年代，原益阳县先后在张家塞、千家洲、兰溪和羊角等地发现老虎。这些华南虎窜到农家，吃猪赶牛，甚至危及百姓生命。因此，益阳县专门成立了武装民警打虎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期间，共打死华南虎5只。

年的康富路

下面是一组三十年前的益阳城区老照片，看看你能认出多少地方。

以前的渡口

明清古巷

　　宣统贰年（年）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庚戍路股收单，面额钱伍百柒拾贰文，由湖南长沙府益阳县带收，辛亥革命时期保路运动之历史实证

　　资江，长江支流，又称资水。左源赧水发源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北青山，右源夫夷水发源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两水于邵阳县双江口汇合称资江，流经邵阳、新化、安化、桃江、益阳等市县，于益阳市甘溪港注入洞庭湖，全长公里，流域面积平方公里。干流西侧山脉迫近，流域成狭带状；上、中游河道弯曲多险滩，穿越雪峰山一段，陡险异常，有“滩河”、“山河”之称，为湖南四水之一。

邵阳县双江口

解放前的资江益阳城区段

益阳十景之一的“志溪帆落”图，拍摄于年，由当时回益阳的何宣将军的副官所拍摄。

　　据《湖南省自然灾害年表》：年至年流域性水灾年次，调查到大洪水年18年。年为特大洪水年，上至武岗，下至益阳等县均有记载。

　　年7月23日，资阳区民主垸溃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垸视察灾情，慰问灾民。

　　年7月23日临近中午,资阳区民主烷因中洲堤段发生特大管涌抢护无效而溃决。由于及时、有效地加固和防守了乌龙、马王两条间堤,保住了德兴、乐福两片,但仍有人口和面积分别占全烷总数的62%、50%的民主片受淹成灾。

　　遭受洪水洗劫的有48个村(居委会)、2.2万户、7.7万人,近10万亩农作物绝收,2.3万间房屋倒塌,80%的乡镇企业严重受损,58所中小学校的1.4万名学生就学困难,直接经济损失达14亿元(占全烷固定资产的65%,为全烷年工农业总产值的4.1倍)。庭万子湖，西隔甘溪港小河，四面环水，是全省防汛抗灾的重点区域。全垸共有68个自然村，11.15万人。

　　洞庭湖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是长江中游重要吞吐湖泊，处于湖南境内，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下荆江南岸，介于北纬28°30′～30°20′，东经°40～°10′。湖区面积平方公里。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由东面的岳阳城陵矶注入长江，号称“八百里洞庭”“鱼米之乡”，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山海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称洞庭为平野。说明当时湘、沅、澧诸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洞庭湖地区还只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只是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始有洞庭湖之称。

　　东晋、南朝之际，随着荆江内陆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日趋萎缩，以及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兴筑，强盛的长江来水，向荆江南岸穿越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地带，进入拗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从而形成为一片烟波浩瀚的巨泽。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已充分反映了洞庭湖扩展的这一巨大变化。他指出湘、资、沅、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云“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盛弘之在《荆州记》中，也作出相同的描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青草为洞庭湖的通称。历史时期洞庭湖区一直处于缓慢的沉降之中，再加上古代荆江分水口多在北岸，南岸的洞庭湖区，很少受到长江泥沙淤积的影响。唐宋时期，洞庭湖水面进一步向西扩展，号称“八百里洞庭”。《巴陵志》即有：“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的记载。唐代诗人李白在《游洞庭湖》诗中描写：“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可见其湖面的辽阔及气势的雄伟。明、清之际，洞庭湖的面积继续有所扩展。

　　明嘉靖、隆庆（~年）年间，张居正为了保护在湖北安陆的“显陵”以及他自己家乡江陵的安全，采取“舍南救北”的方针，在荆江北岸筑起黄檀长堤，使北岸穴口基本堵塞，长江水沙多由荆南排入洞庭湖区，在湖底淤高而来水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洪水期湖面水域不断扩展，逐渐有西洞庭湖与南洞庭湖的形成。于是，“每年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龙阳（今汉寿）、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耳”。这一洞庭湖向西南扩展的形势，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年间（~年）。其时洞庭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没其中”。这是洞庭湖的全盛时期，当时洞庭湖面积达平方公里。此后由于分流入湖的洪水夹带大量泥沙，湖盆不断淤积，年，这个长江水系重要调节湖泊的面积又缩小到平方公里。[3]，禁止对湖区进行围垦开发。同时，挖泥船挖掘湖内泥沙的进度加快，加上新构造运动带来沉降的影响，洞庭湖的水面不断增大。据年最新数据显示，洞庭湖湖泊面积为平方公里。

　　公元4~19世纪，洞庭湖继续缓慢沉降，洞庭湖水系受长江分流南下影响，洞庭湖一直向东扩展，清道光年间（年~年）洞庭湖到达全盛时期，周极余公里，洪水湖面达余平方公里。

　　百余年来，长江数次大水往南溃决，形成四口分流局面，江水挟带大量泥沙入湖，湖泊迅速淤塞萎缩，现有水域不及全盛时期之半。80年代以来，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北部）正向沼泽化演变。

　　湖水面面积，在19世纪时约有平方公里，当时为全国第一大淡水湖。后由于围垦及泥沙淤积，面积容积逐渐缩小。截至年，湖面积为平方公里，容积为亿立方米，降为全国第二大淡水湖。

现益阳市第一中学

　　益阳市一中，始建于年，迄今已有百余年办学历史，现为湖南省示范性高中、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学校北依资水，西傍会龙，校园古木参天，绿瓦红墙，环境幽雅，书声琅琅，是益阳市基础教育的龙头学校。

　　益阳市一中年由挪威人创办，是湘北地区最早的一所完全中学，百年办学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和特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万千计的杰出人才。

　　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曾士峨烈士（在井岗山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原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扬，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何伟，“国际义人”--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何凤山博士，原中山大学校长李岳生，原武汉大学副校长、现江汉大学校长李进才，著名画家林凡，著名作家谢冰莹，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莫应丰（获奖作品为长篇小说《将军吟》），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孝蹇（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核环保专家），台湾科学院院士何曼德就是杰出代表。还有一大批在国际、国内广有影响的名流。

　　益阳市第一中学的前身是信义中学堂，是挪威信义会于年创办的。据益阳县志记载，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基督教新教陆续传入益阳，先后建立多个派系的基督教会。挪威信义会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益阳，正处在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被国内工商界誉为“银益阳”、“大码头”。但益阳城麻石街边，到处都是店铺门面，唯独缺一所像样的学校。

　　挪威信义会想把西方先进的教育引进来，便选择了资江南岸中间一块面积近10平方公里的土岗，种满桃树、枣树，开设信义中学堂。“桃花仑”之名由此得来。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低矮处，桃花吐芳，如霞似锦;高深处，苍翠青葱、含烟藏梦;隐约处，碧瓦白墙、异国情调的幢幢楼房里，传出琅琅读书声……

　　“当时，学校的校训是勤朴诚信。这既体现了信义会提倡的做人理念，也刚好契合了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根本。勤与朴，教人淡泊自甘，见贤思齐。诚信，则是对学生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孔子家语》云‘言必诚信，行必忠正’。”益阳市第一中学校长王楚齐向记者介绍。

　　当时的“信义中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开放、学有所长的优秀人才。红4军第11师师长兼政委、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曾士峨，曾任中宣部副部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扬，曾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伟，著名外交家、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何凤山等等，都在这里就读过。

　　年，益阳和平解放。年9月，“信义中学堂”改为公办学校，定名为益阳市第一中学，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年益阳撤区建市，益阳市第一中学划归市教委直管。

年潘牧师一家初到益阳的场景（图为信义中学围墙外）

　　更应说明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年曾一度占领益阳的资水南岸，也就是挪威人所在的桃花仑一带，当时迫于对学生的保护，信义系列学校迁往后方安全地带，而挪威人办的信义电讯、医院和教堂则公开的放弃中立的立场，果敢地和一样军民迁往河北和益阳人民一道联手抗日，现在许多上年纪的老益阳人都还记忆犹新，挪威人当时不但救助伤员不要钱，而且，他们的医生和护士还直接跑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护被日本人打伤和炸伤的军人和老百姓，并用生疏的中国话大声告戒；“伤员不要喝生水！”。

　　这场僵持战结束时，挪威人救护的伤残人员达三千多人，有的住院达半年之久，而挪威人在无偿的抢救中，不但未收一分钱，而且，始终都是尽心尽力，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回忆起来，都还怀念感激不已，有的还把那挪威人的红十字旗神话，说是挪威的十字旗是作了法的，日本人的飞机不敢炸十字旗，因此，许多人便跑到十字旗的周围躲避日本的炸弹，当然，这时的挪威人也乘机和益阳的老百姓处理好关系，据说，自这场战争过后，益阳人对西医的认同率也大大的提高，许多益阳医院来治疗跌打损伤，而且许多益阳的医院来生产，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就是医院出生的，这在全国范围来讲，益阳人虽地处偏僻的内地，但就中西和睦相处的结合程度来看，却是走在国内任何一个开放口岸城市的前列的，益阳人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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